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开宗明义，首次将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，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，意义非常重大。从以往的“国家管理”到现在的“国家治理”，一字之差，体现的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发展、深化改革的执政自觉和自信。现代化语境中的“治理”一词涵义丰富，不仅意味着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变革，也为各领域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海关缉私工作应如何科学运用“治理”的理念和方法，有效解决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，实现“内涵式”发展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和探索实践。

　　一、对“治理”本质属性的理解及其运用于海关缉私工作的认识

　　（一）从治理与管理的区别来认识“治理”的本质属性。

　　一是理念上的区别。管理，更多强调国家、政府把经济、社会管住，维持秩序，但有可能管死、失去活力；治理，就是通过调动各方积极性，使整个经济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，既有秩序又搞活。

　　二是主体上的区别。管理，更多地强调国家、政府，是单方面的、居高临下的；治理，强调国家、政府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人民群众，各方主体共同发挥作用，实现共治。

　　三是方式上的区别。管理，更多地强调通过长官意志、权力方式、行政命令等来实现管理；治理，主要是运用制度、规则、法制的方式来管理国家、经济和社会。

　　综上，“治理”就是依靠政府和社会多元化主体的合作与互动，运用法治化、民主化、多样化的手段和方式，实现经济社会“共治”、“善治”和科学发展的过程。

　　有效实施“治理”，应当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：

　　一是“治理”应考究方法。“治理”是开放式、民主式的，应转变理念，摈弃僵硬、单一、单向的管理思维，认可更广泛、更丰富的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，即积极实施自上而下的管理，又要注重听取群众意见，汇集基层智慧，善于调动各方积极因素、积极力量发挥作用，让一切活力竞相迸发，创造全新的治理局面。

　　二是“治理”应内外兼修。即包括内部结构、资源配置、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治理，也要注重与关联主体之间的协调、合作，实施共同治理，还应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要求，达到和谐共进。

　　三是“治理”应统筹兼顾。在治理的主体、形式、措施、目标、效果等各方面，都应以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为价值追求，注重统筹协调、整体推进，不能顾此失彼。

　　（二）“治理”是海关缉私工作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。

　　新形势下，反走私的工作任务更加艰巨，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。缉私工作必须要转变发展观念，抓住本质要害和内在规律，探索内涵式发展道路，通过内部的深化改革和治理，优化结构、激发活力、提高质量、增强实力，来实现“质”的飞跃。推进缉私工作内涵式发展，本质上要求我们找准任务、职能、策略三个定位，自觉运用“治理”理念和方法，凝聚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，明思路、强基础、调结构、优功能、提绩效、促发展。特别是要强化源头治理、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依法治理，有效解决打私工作的突出问题与深层次矛盾，推进缉私警察文化、队伍、业务三项建设，践行“四好”要求，当好“利剑”、“盾牌”、“晴雨表”和“啄木鸟”，为“五位一体”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增进人民福祉。

　　下文，笔者将主要从深化反走私综合治理、优化缉私职能治理、强化执法过程治理、统筹缉私队伍治理等4个方面，提出思考和建议。

　　二、深化反走私综合治理，体现社会性、群众性

　　走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反走私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。不仅要“打击”，更要注重“治理”。海关作为打私的主力军，不能闷着头自己打私，而应该更加主动、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的综合治理中，敞开胸怀、立足社会、依靠群众，促进并依托新型的社会治理体系，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来开展综合性的反走私工作。

　　坚定地依靠地方党委、政府，推动各级政府发挥反走私的基础作用，落实反走私责任。认真总结梳理缉私新体制确立以来的经验和教训，优化反走私组织领导机构和运行模式，健全联合缉私的长效机制，探索反走私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，真正形成打击合力。促进中央和地方反走私立法，创新反走私的考评、激励、保障等机制，调动各部门的打私积极性，杜绝有私不打、有案不移，甚至无视、纵容走私的情况。

　　顺应时代的要求，创新反走私的社会治理模式。探索将反走私工作嵌入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创建过程中去，将反走私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基本单元，如基层社区、社会组织、行业协会、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类群众自治组织中去。特别是针对一些走私高风险行业，积极扶持其行业协会、商会组织的发展，谋求更广泛合作，提升行业自治规范、抗击风险和“自我排毒”能力。海关还应更主动地参与社会征信体系建设，建立走私违法企业“黑名单”，让走私违法者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无所遁形，形成倒逼的规范性治理力量。

　　在新媒体时代，应更加重视反走私社会宣传。通过社会宣传，即对走私违法活动起到巨大震慑作用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将反走私的行政性主体与社会性、群众性主体有效连结起来，形成覆盖社会各阶层的反走私同盟，同仇敌忾，群防群治。

　　三、优化缉私职能治理，体现整体性、协同性

　　打私就是监管，是海关综合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后一道防线。优化缉私职能治理，必须把缉私工作放在海关综合监管大局中，围绕海关深化改革中心工作，去整体谋划、布局和推动。

　　始终把打私作为海关的一项整体性工作来部署和推动。打私不只为了打而打，而是要服务、促进海关整体管理效能。打私必须立足海关监管，依靠监管现场、后续管理环节熟悉情况、资源丰富的优势，提升查缉效率。同时，要利用好打私执法手段、情报信息、办案成果，来反哺、服务、增强海关正面监管，以打促税、以打促管、以打促廉，形成监管-缉私-监管的闭合回路。

　　落实反走私责任制，推动海关全员打私。监管是海关质的规定，作为监管重要环节的打私就是海关各部门的共同责任。要进一步完善反走私绩效评估和奖惩机制，落实各部门一把手的反走私第一责任和缉私局长的直接责任，将打私责任内嵌到监管、稽查、企业管理等各个监管环节，形成硬指标，推动全员自觉打私。

　　优化缉私部门的职责理念，既要办好案，更要重视职能管理和服务。加强对监管人员的缉私培训和指导，贴近监管一线开展执法办案，顺畅案件接办和反馈机制。优化关警“混合编队”办案模式，将业务部门的资源优势与缉私部门的执法优势互补叠加，实现打私责任共担、荣誉共享，提升海关管理整体效能。

　　四、强化执法过程治理，体现规范性、统一性

　　加强执法过程治理，是提升执法统一性和规范化水平、防控风险、确保缉私安全的关键内容。

　　执法过程治理首先是执法制度的完善和落实。特别是适应新刑诉法要求，制定缉私执法在侦查取证、律师会见、司法鉴定、出庭参加诉讼等关键环节的相应制度，确保法律执行到位；围绕涉税瞒骗走私、行邮渠道毒品走私、固体废物走私等重难点问题开展执法研究，制定执法指引，统一法律适用和处罚幅度等标准，提高打击效率和统一性；创新涉案财物管理模式，研究解决私货处理配套措施，控制办案成本，防控执法和管理风险。

　　执法过程治理需要多种主体、手段共同发挥作用。一是发挥法制审查职能，综合运用法制指导、预审、审核、检查、考评等手段，实现执法环节的自我制约、监督和纠错。二是完善案件集体审议机制，以案审会为平台，对敏感、复杂、疑难案件实行集体审查，提升办案效率和质量。三是加强随案督察，强化督察力量对办案全过程的追踪监督，抓住立案、采取和变更强制措施、刑事案件转行政案件、移送起诉、案件执行等敏感节点，及时发现和防控风险。四是完善纪检监察特派员对缉私分局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检查机制，探索在业务量大的基层分局配备专职督察员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监督工作。五是强化民警的法制意识和执法能力，做到严格依法办案，公正、规范、理性、文明执法。六是将信息化管理监控手段嵌入执法过程，运用缉私办案系统、缉私综合应用、统计等业务管理系统，强化对执法状态和案件数据的分析监控，实时掌控案件动态和风险，增强执法过程的透明度、统一性和规范化。同时，借助现代化科技手段来实现执法信息的互通共享，解放缉私警力，提升执法管理效率。

　　执法过程治理要自觉依托社会的监督。通过聘请社会特邀督察员、公布举报监督方式、向执法对象告知权利义务等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落实案件复核、行政复议等制度，畅通权利申诉、救济渠道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　　五、统筹缉私队伍治理，体现稳定性、持续性

　　改变队伍建设自上到下的单向管理模式，更多地依托中、基层单元的“网格化”管理，依托民警的自建自治，形成层次分明又溶为一体的队伍治理模式。

　　发挥党组的核心引领作用，增强号召力、向心力。强化直署局党组对队伍建设的整体谋划，积极适应反走私新形势和缉私工作内涵式发展的新要求，将中央及上级党组的期望和部署，与关区实际紧密结合，制定队伍建设的近中远三期规划，形成纲领，画好“蓝图”。着力研究解决制约队伍发展的突出问题，如决策、组织、执行三个层面资源调配和运行机制的问题；缉私部门职责、机构和警力布局不合理的问题；完善干部教育、培养发展机制的问题；探索建立缉私业务专家制度，提升专业化水平问题，等等。

　　强调中基层单元的队伍建设责任，增强执行力、战斗力。处、科级单位不仅是业务建设的基础，也是队伍建设的关键依托。在原则统一的前提下，把处、科级单位作为相对独立的队伍建设单元，明确各单元的建设责任，赋予一定的管理权限，尊重和提倡各单元的自主性、独创性。培养提升处、科级领导干部带队伍、抓管理、防风险的责任感和能力，把每一个基本单元都打造成充满活力的精神家园和富于执行力、战斗力的战斗堡垒。

　　发扬民警的自建自治精神，增强控制力、创造力。队伍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，依靠群众，以人为本。强调民警的“主人翁”精神，鼓励每一个人找到定位、发挥作用，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和智慧，让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竞相迸发，汇聚成流。通过政治教育、典型引路、文化创建、纪律规范、民心工程等综合性措施，引导干部自我教育、自我组织、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，将行政性的管理措施，化为个体的自觉性规范，由个体的自建自治达到群体的共建共治。通过确立民警在队伍建设中的主体地位，营造“不需扬鞭自奋蹄”的进取氛围，弘扬“忠诚、勇敢、智慧、坚强”的缉私警察精神和先进文化。